等待2019年新政策的出台

有人认为：从民事责任上说，（罗案）是侵犯罗彩霞的教育选择权——一个学生有选择上某所大学的权利，没有报考某所学校而被录取，也是侵权。

因此，宪法解释程序规则应当特别立法。依据《全国人大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负责统一审议向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并对属于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

在现行宪法其后三次修改的有关文件中，也保持了相同或相似的表述。基本法律是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等方面的法律，关涉整个国家生活，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影响甚巨。请求文书可以采用纸质信件或数据电文等形式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必要时还可以直接送达。其三，二者在起草主体、审议、表决与公布等方面也不同，宪法解释程序比法律解释程序更为严格。其三，即便确实存在被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效力高于领导机关的多数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情形，但应该考虑到，一方面，宪法解释的内容紧密依附于宪法典，它是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规范的权威性理解和说明，是主权者意志的外在表现[23]，另一方面，宪法解释程序较之立法程序也更加严格，因而应当赋予其高于基本法律的效力，这是由宪法解释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除了一般规定，宜在《宪法解释程序法》中，根据我国宪法实施的实践经验和基本国情，特别针对审判机关和公民个人请求解释宪法的条件作出适当的规定。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因此，如何分配执法资源成为裁量的事项。

[38]参见《统计法报告》（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5年第4期，第338页。[14]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委会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执法。[60]一些地方气象职工的医疗保险问题尚未得到解决。[32]《食品安全法报告》（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0年第2期，第182页。

司法审查过程主要是以《行政诉讼法》为规范蓝本并围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判而展开，而评判过程则聚焦于主体、权限、程序等合法性要件。但是，对于其他监督机制，特别是各级人大在监督依法行政所扮演的角色，学术成果则略显不足。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执法检查并不限于以行为纠偏为中心的法律监督，而是延伸至行为以外的政治监督。这种具体的、个案式的监督扭转了其在预算编制和监督领域的被动地位，同时也弥补了立法过程所留下的缺憾。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监督功能的平移和嵌入试图在确保执法效果的同时实现其他的监督目的。[66]《食品安全法报告》（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1年第5期，第526页。

具体而言，一是要理顺行政复议与信访之间的关系。16个省54个县中，有3个省未按规定落实资金1.08亿元，有8个县未按规定落实资金1350万元，分别占应承担资金总额的8.65%、71.78%。【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完善与重构（项目批准号：l0YJC820069）的阶段性成果。[54]参见注[26]，第833页。

这些重点的确定也会通过检查活动反馈到国务院系统，进而影响后者对执法资源的分配。这些疏漏和缺陷必将妨碍有效执法的实现。

[68]其次，存在克扣挪用执法经费的现象。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委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具体案件应由法律实施主管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

随着执法检查的监督力度逐步刚性化以及影响力的扩大，检查主题的确定也对国务院系统执法重点的设定产生影响。就加强基层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则建议，将为农业服务放在气象工作的重要位置……健全农业灾害天气预警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例如，常委会于2006年指出，大家普遍反映，《节约能源法》第12条[11]基本上没有执行，有的产业甚至还没有制订出合理用能标准节能设计规范。有一份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要求劳动监察部门积极开展执法监察，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用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这些功能的实现方式与司法审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且与后者形成某种默契的互补关系。有些是其下属事业单位，这种体制如不改变，环评审批的公正性就难以保障。

三、法定功能的发挥与派生功能的嵌入在实践中，上述法定功能得到强调并得以发挥。[28]2014年1月13日，在全国气象局长工作会议上，中国气象局对当年气象工作进行部署。

[15]《妇女权益保障法报告》（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0年第5期，第511页。[76]相反，执法检查则以政策为导向。

[3]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二、执法检查的法定功能执法检查最初制度化尝试始于1993年。

[21]（详见表一）由此可见，执法检查与行政诉讼在确保依法行政方面实现了一种颇为默契的错位竞争与互补关系。通过执法检查所反馈的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便有机会化整为零地扭转其在编制领域的被动地位，并以完善执法为由要求国务院在相关领域设置更为科学的执法体系、配备更为充足的执法人员。[3]参见注[1]，第16页。[67]（五）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未到位。

三是要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具体而言，执法检查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并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建立更为明确高效的执法权限体制。

而宪法学者及研究人大制度的学者近十年来在关注具体的人大监督制度时主要聚焦于个案监督与预算监督，对于人大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日常运行的监督也缺乏体系化的实证研究。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仅能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行使司法变更权。

例如，有报告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污染治理投入占GNP的比例达到1～1.5%时，才能基本控制污染。[64]（三）经费的揽入与执法需求之间差距过大。

执法检查对确定执法重点事项所发挥的影响是人民法院不可企及的。[38]为此，常委会也将机构的独立性作为检验执法体制是否合理顺畅的重要指标，并将此作为执法检查工作的要点之一。[14]《环境影响评价法报告》（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8年第7期，第732页。参见俞荣根：《地方立法前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法治研究》2013年第5期，第3-9页。

而另一方面，在行政诉讼中常用的一些法律则又很少被确定为执法检查的主题。（一）行为规训：确保具体执法义务的履行执法检查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贯彻执行（《若干规定》）。

例如，在《森林法》执法检查中发现，执法经费没有固定渠道和保障，影响执法队伍的稳定和正常开展工作。[39]其次，在常委会和执法检查组看来，确保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执法工作的成效。

由于其组织地位高于国务院且依据宪法享有若干重要的决策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使其监督活动产生更为广泛的政策影响。[31]在一些地方，为提高立法质量而开展立法前评估。